俄亥俄州选出一个新州长,医生出身。竞选时她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:支持对数据中心实行“有条件暂停”。
条件是什么?两条——数据中心必须承担 100% 的公用事业成本,必须按工会标准施工。
这句话值得琢磨。她没有说“不许建”,她说的是“先把账付清”。这是一堵墙,还是一个价码? 我认为是价码。
同一天,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席位也换了人。胜选者给对手贴了个标签——“数据中心的面孔”,因为对手在做副州长时,几乎出席了每一个数据中心的开工仪式。
于是很多人得出一个结论:美国人不喜欢 AI 了。
我不这么看。11 月 3 日那天,10 个州、41 项关于数据中心的公投,40 项站在了行业的对立面。但把那些票看仔细,你会发现他们否决的不是计算,是一笔交易。
一、40 比 1,否决的是那笔账
41 项公投里,俄亥俄一个州占了 21 项,14 个市镇直接通过了禁令或限制。同期民调里,56% 的选民说数据中心是他们投票时的关键或重要因素;71% 的人反对在自己社区建数据中心——这个比例,比反对本地建核电站的 53% 还高。
一个东西比核电站还让人反感,通常不是因为它更危险,而是因为它更“可感”。
真正让人不舒服的,是三件很具体的事:
- 保密。 一些项目在几十年历史的分区法下悄悄获批,居民事先不知道,地方官员还签了保密协议,不能跟选民讨论。
- 免税。 数据中心拿走了税收优惠,地方财政的收入没有跟着负荷一起涨。
- 账单。 电网要扩容,钱从居民的电费里收。
所以准确的说法是:他们不是在反对技术,他们是在拒绝替别人的技术买单。
二、那张账单是怎么长出来的
美国中东部的电网运营商叫 PJM,覆盖 13 个州。它有一个容量市场:发电厂承诺未来能供电,市场付钱给它。这个价格,是电力系统里最敏感的一根神经。

2024-25 年度,这个价格是 28.92 美元每兆瓦日。到 2026-27 年度,它变成了 329.17 美元。
十倍。
PJM 的独立市场监测机构估算,数据中心贡献了上一轮拍卖涨幅的 63%,约 93 亿美元。这笔钱不是从科技公司的利润里扣的,是通过负荷分摊,进了居民账单——俄亥俄平均每户每月多出约 16 美元,马里兰西部约 18 美元。咨询机构 ICF 的估计是,到 2030 年,PJM 区域的居民电价可能再涨 30% 到 60%。
这里有个结构性问题,值得单独说一句:数据中心的收益进的是股东的报表,成本进的是居民的信箱。 中间没有任何机制要求它先对齐。
消费者报告 10 月的调查里,81% 的人说自己的电费涨了,84% 的人支持给大用户单列一个费率类别。注意这个数字——八成以上的人不是要禁技术,他们是要一个公平的计价方式。
三、成本有地址,收益没地址
这是整件事的核心,也是我认为最值得写下来的一句判断。
政治学家奥尔森 1965 年在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里讲过一个规律:少数人承担集中、可见的损失,多数人享受分散、不可见的收益,前者一定比后者更容易组织起来。
放到算力中心上,几乎是一比一复刻:
- 成本是集中的:一个县的变压器、一条输电线、一口水井、一张每月多 16 美元的账单。它有地址、有名字、有痛感。
- 收益是分散的:模型能力的提升、股东回报、甚至包括那些用不上 AI 的普通人未来可能享受的服务。它没有地址,也没有时间表。
所以反对者能开居民大会、能签名、能把公投写进选票;受益者组织不起来,因为没人知道自己受益了多少。
这不是道德问题,是组织成本问题。 谁能把损失说得具体,谁就能拿到选票。
四、反直觉的地方:定价之后,赢家是巨头
如果故事停在这里,结论就是“民主制度会拖慢 AI”。但市场给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。
选举之后第二天,亚马逊涨 8%,谷歌涨 6%,苹果涨 7%,微软涨 4%,Meta 涨 3%。而新兴算力云 CoreWeave,跌了 10%。
为什么?因为分析师看得很清楚:规则一旦变成“必须付全额电费、必须公开建设计划、必须按工会标准施工”,这些成本都是固定成本。巨头摊得平,小玩家摊不平。
同期,全美在建的数据中心容量同比增长 48%。高盛的判断是: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收紧数据中心的税收优惠,但全国性禁令的概率很低。
所以被拦住的不是 AI,是新玩家。
这一层很关键,因为它推翻了一个常见直觉。很多人以为“分配诉求”会削弱巨头,实际结果正相反:分配政治一旦启动,往往以“提高门槛”的形式落地,而门槛天然有利于在位者。
40 比 1 的公投,本意是让社区拿回议价权,短期效果却是帮巨头清了一遍场。
五、这不是美国独有的故事
把视角拉远一点:每一次通用技术的红利,都经历过同一条曲线——先集中,再被制度切开。
电气化的红利在 1910 年代就出现了,但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大跃升要到 1920 年代,中间隔了将近二十年,因为工厂要重组产线、重构管理。索洛 1987 年那句名言——“你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时代,除了在生产率统计里”——说的是同一件事。保罗·戴维 1990 年把这叫“发电机与计算机”的滞后。
技术红利不会自动分配。它先落到少数人手里,然后等制度来切。
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径:用低电价、绿电直供、地方补贴和“东数西算”的行政引导,替企业先承担掉一部分外部性。宁夏中卫的园区把电价压到 0.36 元一度,甘肃河西的现货电价在机制落地后可以低到 0.1 到 0.2 元。
这条路跑得快,但它没有让问题消失,只是换了个记账方式:补贴退坡之后谁来付钱、西部枢纽的上架率和真实需求是否匹配、跨省消纳和节点电价的机制还没完全落地、地方为招商形成的重复建设。
一句话概括这两种模式:
美国把分配矛盾交给政治系统,即时处理,吵得凶、动作慢。 中国把分配矛盾交给行政系统,延后处理,跑得快、账难算。
隐性成本不会消失,只会换个形式出现。
六、治理智慧,考的是三张表
所以“如何分配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增量”,这句话说起来软,落到实处是三件很硬的事:
第一张,定价表:外部性能不能内化。 电网扩容、水资源、土地占用,谁受益谁付钱。这一步不做,矛盾一定以政治形式回来。
第二张,准入表:门槛,而不是墙。 允许社区否决一切,结果是供给不足;只允许巨头建,结果是垄断。可行的是设一个价码:付得起外部性成本、程序透明、接受监管,就能进。俄亥俄那个“有条件暂停”,本质就是这个价码的雏形。
第三张,再分配表:增量怎么回流。 工具都是现成的——资源税、普遍服务基金、公共算力池、被替代岗位的转岗通道。
顺序不能反:先定价,再分配。 跳过定价直接发钱,那叫补贴;只做准入不做回流,那叫保护垄断。三张表配齐,才叫治理。
七、落点
我不认为 AI 的未来取决于芯片产能。芯片是工程问题,总会有解。
真正的约束在另一头:每个社会能不能在红利兑现之前,先把账算清。
算不清,就会有人来收——收的往往不是钱,是许可。而许可一旦变成门票,技术不会停,只是进门的人变少了。
技术负责集中,制度负责分配。 前者是效率的代价,后者是治理的本分。这两件事,一件都省不掉。